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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赋渔 | 封城巴黎:左拉的撕裂

图 | 左拉在巴黎的住处

 

朋友圈在撕裂,亲友群在撕裂,家人之间在撕裂,然后,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撕裂。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,裂痕像蛛网一样伸向了整个世界。关在巴黎的家中,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这种撕裂的疼痛。人在病毒的袭击之下,变得脆弱、易怒、盲目甚至仇恨。

 

暮色四合,路灯还没有亮起,巴黎的街巷突然变得昏暗不明。只有极少的几个行人匆匆而过,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。70%的法国人已经考虑在解封之后出行时要佩戴口罩。而口罩,曾经就是一个撕裂的缘由。现在不是了,至少在法国。

 

我沿着伦敦路往前,绕过三圣教堂,眼前忽然出现一个极为复杂的交叉路口。路口的圣·拉扎尔路66号是我的目的地,这是左拉的家。从我的住处走到这里是900多米,恰好不超过一公里。巴黎封城之后,我一直想来看看左拉。我想看看,到底是怎样一个男人,造成了法兰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撕裂。

 

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犹太人,叫德雷福斯。1893年1月,德雷福斯上尉进入法国总参谋部工作才几天,就被军方逮捕了。军事法庭指控他向德国出卖法国陆军情报,判处他终身流放。事实上,所有关于他犯罪的材料都是伪造的。甚至在发现了真正的叛徒之后,法国政府仍然不肯为他改判。看到正义受到如此公然的践踏,愤怒的左拉在《极光》报上发表了写给法国总统的《我控诉》。他说:“只是有今天,双方的阵势才清楚了。一方面,罪犯们想遮住真理的光辉。另一方面,伸张正义的人们准备献出他们的生命,让真理放出光芒。我控诉……”

 

法国军方迅速以“诽谤罪”为名对左拉提出公诉。并且下令,不许答辩的左拉提任何问题。左拉从法庭出来,巴黎市民们对这位文学大师发出“嘘”声,朝他的脸上吐唾沫,狂乱地撕去他身上佩戴的荣誉勋章。

 

左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,罚款3000法郎。左拉拒绝入狱,改名为巴斯卡尔,仓皇逃往英国伦敦。出逃时,他的身上只有一柄牙刷、一个钱包、一只墨水瓶。

 

法国被撕裂成两半。要么支持德雷福斯,要么反对德雷福斯。政府、军队、教会、报界、政党、团体、家庭全都卷入其中。朋友为此反目,夫妻为此离婚,原本团聚的亲友,也会因此而大打出手,乡下甚至发生了火拼。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。

 

“德雷福斯是无辜的,我用我的生命,用我的荣誉,用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起誓。如果他不是无辜的,就把我所有的作品统统烧掉。”左拉嘶哑着嗓子喊道。

 

“那个老东西,那个下流胚子左拉,完全叫人唾弃了。”反对他的市民开心地笑着。

 

1899年,德雷福斯案件被重审。法庭依然判他有罪,然后由总统对他特赦。左拉终于回到了法国。这个折衷方案根本无法愈合法国社会的伤口。然而在这个巨大的疼痛之下,法国又同时诞生了两件影响后世的大事。一位反对德雷福斯的人为了宣传他的观点创办了“环法自行车赛”。而另外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批人在报纸上发起了一场公开签名,他们有左拉、法朗士、普鲁斯特、莫奈、杜尔凯姆等等。这个签名,意谓着知识分子的诞生。法国历史学家格朗荣说:“左拉的《我控诉》之后,知识分子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精神的使者。”

 

1902年9月28日,左拉死了。因为壁炉堵塞,煤气中毒而死。有人说掏烟囱的工人是反德雷福斯人士,是他故意堵住壁炉通道害死了左拉。而痛恨左拉的人在报纸上说,他是因为发现德雷福斯有罪而自杀。

 

左拉死了四年之后,德雷福斯才被彻底平反。1908年,左拉的骨灰被移葬到先贤祠,德雷福斯哀伤地护送着他的灵柩。人群中突然有人朝他开了一枪,德雷福斯被打中,幸好只是受伤,没被打死。

 

偏见与仇恨有时候比病毒更为可怕。可是这个世界上,在此刻,病毒在催生着偏见,偏见又在催生仇恨。而仇恨的触角正在撕裂着整个世界。病毒终将能医治,裂痕又如何弥补?

 

 

(2020年4月22日,法国新冠肺炎患者病亡已达21340人。)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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