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斑鸠的鸣叫了。一整个冬天加上一整个春天，斑鸠一直在叫，“咕咕咕”，“咕咕咕”。叫声有时候柔软绵长，有时候又急切焦躁。循着声音找过去，常常是孤单的一只，鼓着颈上的羽毛，站在树枝上，一叫就是半天，从来不知道疲倦。有时候也看到两只。一只对着另一只满怀着深情鸣唱着。一只飞走了，另一只还在那里叫。好像它知道它一定能听到，好像它知道它一定会明白。

整整两个季节，斑鸠一直停留在我的窗外。它们的声音并不动听，鸣唱的词曲也是简陋单调，然而这里面却含着火一样的热情。它们执着的鸣唱只是在重复着几个字：“咕，咕咕。”这是它们的歌，也像是它们的誓言。这种锲而不舍的重复的鸣叫，竟然不让人反感。天黑下来，斑鸠回到自己的巢中去休息了，我的耳朵里依然是它声音的回响。我听得出来，这种“咕咕咕”的鸣叫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，这里面饱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。只要仔细听，就能听到一只鸟儿的心思。

夏日来临，这些每天环绕着我的，或远或近的鸣唱渐渐消失了。只有在偶尔的时候，才听到远处有几声。几声鸣叫之后，又立即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梅雨里，或者风中。我每天还望着窗外，只是原先跳跃在枝头上的斑鸠不再出现。听不到它们的鸣叫，让我感到沮丧。我隐隐约约感觉到，一定发生了什么。

七年前，因为写一个歌剧，我到贵州的大山里面，去一个侗族的寨子里采访，然后听到了一个关于斑鸠的故事。

如果一个女孩爱上一个男孩，她羞于表达，也难以相见。她会养一只斑鸠，一只白色的斑鸠。当黑夜来临，她把这只白斑鸠藏到自己的衣柜里，然后上床睡觉。她睡着了。斑鸠飞出来，在门外等她。她从梦里走出来，骑在斑鸠的背上，斑鸠展开白色的翅膀，带她去见心上人。她和他在梦中相会。她在梦中可以尽情地倾吐她的思念。第二天醒来，男孩记得有一只白色的斑鸠飞进他的梦中。他就知道了，有一个女孩在爱他。他会寻找。他总会找到。

在我居住的小村里，只有山斑鸠、珠颈斑鸠，从来没有见到一只白色的斑鸠。然而因为这个传说，我对所有的斑鸠都心生好感。可是当夏日来临，斑鸠渐渐少了，它们成群地飞走，不知道飞去了哪里。就像要逃离我。

没有了斑鸠的小村多少有些寂寞。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，我很少离开我居住的小村，这个小村已经成了我的世界。对此我深感满足。我当然知道几公里之外有着热闹的小镇，几十公里之外有着繁华的都市，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了。我与城市和人群已经产生了隔阂。

疫情无可挽回地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距离。起先是因为或长或短的隔离，而后就是一种莫名的焦躁，惭惭使人疏于往来。在一段艰难的寂寞之后，就习惯了，甚至变得欢喜。我喜欢这样的疏离感。这种无所事事的安静，把我从一种狂乱的忙碌奔波和粗鄙的快活中拉了出来。我可以坐在阳台上，一整天什么也不做。看雨从头顶落下来，又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。看小河的水浑了又清，清了又浑。看远处窗口的灯光，亮了又渐次熄灭。我开始记得每一个节气。芒种之后是夏至，夏至之后是小暑。我以节气为我生活的节奏。每隔十五天，我会关心什么花又要开放，什么菜正当时令，什么样的星星到了什么位置。我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，而后在这沉默的宁静中得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自由。

我僻居乡下，有个大好处，就是不用再参加堂皇的饭局。每一个饭局都有一套特别的仪式，每一套仪式都是某种秩序的体现。只要身处现场，你就要进入这个秩序。虽然彼此之间还在你推我让，其实你完全了然你的座次。用不着主人示意，世俗人情，早就安排好了。入座之后，你就进入了你的角色，你就要扮演好你的角色。有人如鱼得水，姿态柔软地穿梭其间。有人恰到好处地展示着自己的威严。有人矜持傲慢，有人放浪形骸。有人酩酊大醉，有人局促不安。也有人惶惑生涩，如坐针毡。没有一个人会是无缘无故出现的。所以饭局上的每一个人，都不可缺少，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好演员。你的角色不是主人安排的，而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安排，甚至主人也是被它所安排。所有人都只有服从。不同饭局上的座次，就像一串复杂的坐标，准确地标示着你在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。一场饭局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洗礼，同时也是一种最温和的规训。

座次的排列在生活中随处可见，有时甚至会显得极为荒诞。譬如排列整齐的大合影，隆重严肃的会议，场面盛大的祭祀，都是在表明某种社会格局。在这个格局中的每个人都是不自然的，都是虚假的，都是社会化的表演者。只是有人入戏，有人不入戏，有人入戏太深。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，发明了一整套仪式。所有的仪式，都是驯化的工具。演员们在这些仪式之中上窜下跳，努力往上提升自己的位置。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，人会感到焦躁、快乐和痛苦，同时失去宁静。于是仪式变成了日常生活，甚至就是整个人生。饭局、祭祀、会议，所有的仪式都在营造一种权力的局势，局势一旦形成，就需要一种“牺牲”。有时候是猪牛羊，有时候是人格，有时候是斑鸠。

在我的老家，斑鸠叫野鸽子。它的味道不见得比家鸽或者家鸡更好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起，它竟成了招待贵宾的上等菜肴。乡下人的心里有着一种顽固的等级观念。这种观念在饭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不只是排座次有着繁复的讲究，在食谱上也体现着等级。乡里来人，都是寻常的酒肉，菜品比村里请客要多，份量也要更大。县里来人，就要加一个“全烤猪头”。完完整整一只煮熟的猪头，生动地装在一个大盆子里。猪头首先推到坐在主位的嘉宾面前，请他用刀割第一块。要是省里来人，就要再加一份“烤野鸽”，形同烤乳鸽的一只斑鸠。根据省里来人的多少，有时也会是两只或者三只，都放在一只大盘子里。野鸽子烤得皮脆肉嫩，切成小块，又完好地组装在一起。主位的嘉宾先动筷子，夹一块，然后依次传下去。并不是人人都有。座次排在最后面的人，如果看到盘子空了，要假装看不到，就像从来没有过这道菜，脸上一样的欢欢喜喜。我是完全能领会其中意味的。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野鸽子，只是为了在这个堂皇的场面上，明确分一个主次。有些是你可以得到的，有些是你不能得到的。这个传统由来已久。大司寇孔丘没有得到鲁国国君春祭时赐与的膰肉，就知道自己被罢免了，只好踏上十四年的流亡之路。一块祭肉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史，一只斑鸠又串起了这个文化史。

大群的斑鸠从我的小村里飞走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它作为等级象征的恶习已经传染到这里。斑鸠既然是野鸽子，它当然不会屈服，它必然会飞走，飞到一个没有伤害的地方去。可是人们选择它，恰恰是因为它是野的。这个野字，让人有征服的快感。所以在每次上这道菜的时候，主人一定会向主宾强调，这是野的。人类撕咬啃食野味，其实并不只是贪图它不一样的味道，更在于对野性的敌视，或者无望的向往。

斑鸠从我的屋顶上飞过，它看到一个人在阳台上朝着天空张望。斑鸠飞过它曾经筑巢的小村，它看到小河在流淌，藤蔓在攀援，小贩在村口叫卖。斑鸠飞过了南京城，它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，小巷里人头攒动，几百万人聚在一起奔波忙碌。斑鸠急速地飞过去，很快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地平线上。对于它来说，一些人聚在一起，就是想用一只餐盘把它端上台面，然后折断它的翅膀，让它不能从一个梦飞到另一个梦。它不愿意。对于一只野鸽子而言，能飞的世界才是一个好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