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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赋渔 | 无人耕种的土地

 

 

父亲一直在院子里拔草。

 

我的小院子一直没有开垦,杂草丛生,野花乱长。父亲从老家来这里小住,先用铁耙翻地,而后栽下小青菜、苋菜、韭菜和菊花脑。所有这些,刚刚长出来,就被野草淹没。父亲每天一早起来,就在院子里拔草。刚刚拔完,一场雨过后,草立即又蔓延开来。父亲接着拔,像在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战斗。他说:“地不能荒着,荒着,会被人指脊梁骨。”他不知道,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村,已经完全不同于他生活的那个人情社会。这里谁也不认识谁,谁也不在意谁。这里田园荒芜,房屋颓圮,已经被时光抛弃了。

 

父亲还是在拔草。他已经知道了姨父的死讯。他什么也没说,一点点地移动着小板凳,低着头,仔细地,一根一根地拔除着面前的杂草。母亲坐在屋檐下的椅子上,一直望着他。母亲多年前摔过一跤,腰椎骨折。从那之后,她的腰就一年年驼下来。她不能做重活,也不能站立太久。她总要陪着父亲。父亲做什么,她都跟在后面。母亲东一句西一句地跟父亲说着不着边际的话,一句不提我的姨妈和姨父。父亲只是低头拔草,什么也不说。

 

姨妈也死了。四年前得了白血病,她不肯治。可是姨父一定要给她治。治了一年多,欠了一大笔债,姨妈还是死了。姨妈比我母亲小十多岁。母亲说,我小的时候,只要回外婆家,姨妈就一直抱着我,谁都不给。只要姨妈抱我,我就不哭不闹。大一点了,姨妈就背着我到村子里或者野地里去玩,给我摘各样的瓜果。姨妈跟我很亲。每次我回老家,去看她,她一边急匆匆地从地里回来,给我做家乡的饭菜,一边暖暖地对着我笑。她很少说话,总是在忙忙碌碌,她有做不完的事。我母亲在南京摔跤之后,姨妈来陪她,陪了一个月。我好几次要带她去城里游玩,她不肯。她守着母亲,一步不离。最后离开南京时,才跟我去过一趟玄武湖。除了后来治病去县城住院,南京是她去过的唯一城市,玄武湖是她去过的唯一景点。

 

她生病后,我去医院看她。病房是一排简易的平房,在县城医院的一个角落。到她的病房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走道。走道和两边的病房里,满满地住着病人,都是白血病。我不知道乡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白血病。姨妈一定要坐起来,姨父小心地扶着她。病房里四张病床,都躺着病人,都有家人陪护。大概是因为病情都很严重,所有人说话都是悄声细语。小小的房间显得拥挤而凄凉。姨妈还是那样暖暖地看着我,可是眼睛里的热量已经很微弱。

 

“没用了。你跟他们说,让我回家。”姨妈说。

 

“姨妈,你好好养病,等好些就回家。”

 

姨妈轻轻叹口气,不再说话,朝我抬抬手。我坐在她的床边上,轻轻握着她的手。她的手没有力气,凉凉的。她用这凉凉的手,努力握着我的手指,因为用力,微微有些颤抖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。我回法国后不久,她就死了。

 

姨妈死了,姨父一个人更勤勉地耕田种地。他说:“同英在的时候,我们家地里一根杂草也没有。她死了,不能地就种不好了。地是一户人家的脸。”同英是我姨妈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很少有人喊。我的姨妈在亲戚乡邻中,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存在。我之后又回家过几次,除了姨父,我没有听任何人提过她的名字。她在的时候,没有人在意她。她死了,悄悄地就消失了。

 

一周之前,这个唯一念叨我姨妈的人也死了。就在离他家几百米的一条狭窄的乡村小道上,被一辆小汽车撞死了。开汽车的人,是承包当地蔬菜大棚的外地人。姨父骑着一辆三轮车,从大棚外路过。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。三轮车被撞碎,他被撞飞。

 

清明节回老家时,我刚刚见过姨父。他的儿子开了一家水果店。他在水果店里帮忙。儿子有糖尿病,头发斑白,骨瘦如材,比姨父还苍老。姨父正在卸一车的水果。这是重体力活,儿子干不了。这样的事,都是姨父做。姨父的饭量大,一顿能吃两大碗米饭。他的力气也大。我来看望他,他一定要塞一大袋水果给我。我们在店门口争执着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,他的手粗糙、坚硬、有力,我完全挣不脱。

 

“下次回来,一定要在我家吃顿饭。你姨妈不在了,你连饭也不来吃啦。”

 

“下次一定来。”我朝姨父挥挥手。我其实不会去。姨妈不在了,姨父自己不会烧饭做菜。他一个人住在老家的房子里,种地、做油漆工、为儿子的店铺运送水果,自己都没时间好好吃一顿饭。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忙,他不让自己有一分钟停歇。儿子说他停下来会哭。

 

儿子的水果店开在小镇的街边上,门口人来车往。水果店的门面不大,却有一个气派的招牌,上面写着“杨家果业”四个大字。姨父的儿子对这个小小的水果店怀着殷切的希望。还妈妈治病欠下的债,孩子上学的钱,还有自己日常的吃药打针,全靠它。然而生意并不好。我在这里的四十多分钟,只来了一个顾客,买了三只苹果。他和姨父站在招牌底下看着我开车远去。大街上尘土飞扬,车开出去没多远,他们已经面目不清。

 

“你回去吧,看看能帮什么。他们家垮了。”父亲说。

 

我和姨父的儿子约好,在县城的交通事故处理中心见。他早就到了。他不敢进中心的大门,一直坐在门外路边的水泥台阶上。我走到他面前,他才发现。他缓缓站起身来,用衣袖抹抹脸上的眼泪。他一直坐在这里哭。

 

我陪着他,在家乡的县城奔波着。两天时间里,他几乎没有说话。他不是以往的那种带着淳朴笑意的沉默,而是变得麻木甚至呆傻,外界的声音,仿佛要走一段长长的路,才能被他听到。他听到了,对这声音所要传达的意义,也是茫然不解。他一声不响地跟在笨拙的我的后面。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县城里,我们尽最大的努力,要去熟悉它,找到一点可以紧紧握住的东西。死亡已经发生了,可是我们还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感到绝望、恐惧和愤怒。

 

我和姨父的儿子是在殡仪馆门口分别的。姨父被冰冻在这里。我回南京,他回老家。他回去选好一个日子,来运回父亲的遗体。

 

“哥,我回去了。”他朝我点点头。他还不到四十岁,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人了。他长得既像姨父,又像我姨妈。他现在的样子,应该就是姨父和姨妈年老时的样子。姨父和姨妈还没有这样老,就已经不在了。

 

“混账!”父亲一个人坐在客厅里,突然暴怒起来。我和母亲在厨房,听到他的喊叫,立即跑出来。父亲又不说话了。一个多月前,我的堂叔“跟斤儿”车祸死了。现在,我的姨父又被撞死了。他觉得,一定有哪里错了,可是他又抓不住。凶手的脸毫无表情,又无边无际,像灰蒙蒙的空气。无法言说的痛苦,让他愤怒。

 

明天是姨父的葬礼,父亲说他不回去了。他不能接受姨父的死,他不肯面对。他不回去,母亲自然也不回去。

 

“同英不在了,他就没过一天好日子。同英看他苦,喊他回去了。”母亲说。

 

半夜里,我被一个噩梦惊醒。我打开灯,到书房里坐着。我梦到姨父躺在一张小床上,旁边靠墙坐了一排人。都是来参加葬礼的亲戚邻居。房屋里灯光昏暗,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看着姨父。姨父坐起身来,问他们:“我要死了吗?”有人走过去,按按他的肩头,让他躺下去。他躺下去,过一会儿又坐起来问:“我要死了吗?”还是没有人回答他。明明知道他要死了,可是不能说。有人走到床边上,轻声安慰他,让他躺下。他知道这是送行的仪式,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死了。他一直在问,他坚持着不肯躺下来死去。我看得心里难过,就从这间房子里走出去,走到外面。外面是无边无际的裸露着的土地,土地上一派荒凉。既没有庄稼,也没有野草,什么都没有,只是荒着。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在了地平线下面,阳光散着惨白而寒冷的光。在离我不远的地方,立着一把耕犁。没有牛,也没有人。曾经有人打算耕种,又消失不见了。或者打算耕种的人,去了小屋里面,正在守候着无可逃避的死亡。一个亲戚走出来说:“兆碗死了。”声音不大,可是清晰无比。兆碗是我姨父。我从梦里醒过来。

 

夜已经很深了,我坐在书桌前,桌上堆满了打开又合上的书。小村安安静静,漆黑一团。没有行人,没有犬吠,只有偶尔的蛙鸣。人们都在睡觉,睡觉的人们都会有梦。我们要么活在自己的小梦里,要么活在庄子的大梦之中。我不知道,死去的人会不会是在做另一个梦?再虚枉的梦,也比空无一物好。或者在另一个我们想像不出来的梦里,姨父真的会和我的姨妈相见呢。如果他们相见了,他们一定会耕种一块土地。我记得,我小时候每次去他们家,都要到田地里才能找到他们。他们从来都不在家,他们总在地里。现在,他们的田地收拾得整整齐齐,可是秋天再也不会有人来收割,春天,也不会再有人来耕种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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