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一直在院子里拔草。

我的小院子一直没有开垦，杂草丛生，野花乱长。父亲从老家来这里小住，先用铁耙翻地，而后栽下小青菜、苋菜、韭菜和菊花脑。所有这些，刚刚长出来，就被野草淹没。父亲每天一早起来，就在院子里拔草。刚刚拔完，一场雨过后，草立即又蔓延开来。父亲接着拔，像在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战斗。他说：“地不能荒着，荒着，会被人指脊梁骨。”他不知道，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村，已经完全不同于他生活的那个人情社会。这里谁也不认识谁，谁也不在意谁。这里田园荒芜，房屋颓圮，已经被时光抛弃了。

父亲还是在拔草。他已经知道了姨父的死讯。他什么也没说，一点点地移动着小板凳，低着头，仔细地，一根一根地拔除着面前的杂草。母亲坐在屋檐下的椅子上，一直望着他。母亲多年前摔过一跤，腰椎骨折。从那之后，她的腰就一年年驼下来。她不能做重活，也不能站立太久。她总要陪着父亲。父亲做什么，她都跟在后面。母亲东一句西一句地跟父亲说着不着边际的话，一句不提我的姨妈和姨父。父亲只是低头拔草，什么也不说。

姨妈也死了。四年前得了白血病，她不肯治。可是姨父一定要给她治。治了一年多，欠了一大笔债，姨妈还是死了。姨妈比我母亲小十多岁。母亲说，我小的时候，只要回外婆家，姨妈就一直抱着我，谁都不给。只要姨妈抱我，我就不哭不闹。大一点了，姨妈就背着我到村子里或者野地里去玩，给我摘各样的瓜果。姨妈跟我很亲。每次我回老家，去看她，她一边急匆匆地从地里回来，给我做家乡的饭菜，一边暖暖地对着我笑。她很少说话，总是在忙忙碌碌，她有做不完的事。我母亲在南京摔跤之后，姨妈来陪她，陪了一个月。我好几次要带她去城里游玩，她不肯。她守着母亲，一步不离。最后离开南京时，才跟我去过一趟玄武湖。除了后来治病去县城住院，南京是她去过的唯一城市，玄武湖是她去过的唯一景点。

她生病后，我去医院看她。病房是一排简易的平房，在县城医院的一个角落。到她的病房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走道。走道和两边的病房里，满满地住着病人，都是白血病。我不知道乡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白血病。姨妈一定要坐起来，姨父小心地扶着她。病房里四张病床，都躺着病人，都有家人陪护。大概是因为病情都很严重，所有人说话都是悄声细语。小小的房间显得拥挤而凄凉。姨妈还是那样暖暖地看着我，可是眼睛里的热量已经很微弱。

“没用了。你跟他们说，让我回家。”姨妈说。

“姨妈，你好好养病，等好些就回家。”

姨妈轻轻叹口气，不再说话，朝我抬抬手。我坐在她的床边上，轻轻握着她的手。她的手没有力气，凉凉的。她用这凉凉的手，努力握着我的手指，因为用力，微微有些颤抖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。我回法国后不久，她就死了。

姨妈死了，姨父一个人更勤勉地耕田种地。他说：“同英在的时候，我们家地里一根杂草也没有。她死了，不能地就种不好了。地是一户人家的脸。”同英是我姨妈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很少有人喊。我的姨妈在亲戚乡邻中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存在。我之后又回家过几次，除了姨父，我没有听任何人提过她的名字。她在的时候，没有人在意她。她死了，悄悄地就消失了。

一周之前，这个唯一念叨我姨妈的人也死了。就在离他家几百米的一条狭窄的乡村小道上，被一辆小汽车撞死了。开汽车的人，是承包当地蔬菜大棚的外地人。姨父骑着一辆三轮车，从大棚外路过。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。三轮车被撞碎，他被撞飞。

清明节回老家时，我刚刚见过姨父。他的儿子开了一家水果店。他在水果店里帮忙。儿子有糖尿病，头发斑白，骨瘦如材，比姨父还苍老。姨父正在卸一车的水果。这是重体力活，儿子干不了。这样的事，都是姨父做。姨父的饭量大，一顿能吃两大碗米饭。他的力气也大。我来看望他，他一定要塞一大袋水果给我。我们在店门口争执着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他的手粗糙、坚硬、有力，我完全挣不脱。

“下次回来，一定要在我家吃顿饭。你姨妈不在了，你连饭也不来吃啦。”

“下次一定来。”我朝姨父挥挥手。我其实不会去。姨妈不在了，姨父自己不会烧饭做菜。他一个人住在老家的房子里，种地、做油漆工、为儿子的店铺运送水果，自己都没时间好好吃一顿饭。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忙，他不让自己有一分钟停歇。儿子说他停下来会哭。

儿子的水果店开在小镇的街边上，门口人来车往。水果店的门面不大，却有一个气派的招牌，上面写着“杨家果业”四个大字。姨父的儿子对这个小小的水果店怀着殷切的希望。还妈妈治病欠下的债，孩子上学的钱，还有自己日常的吃药打针，全靠它。然而生意并不好。我在这里的四十多分钟，只来了一个顾客，买了三只苹果。他和姨父站在招牌底下看着我开车远去。大街上尘土飞扬，车开出去没多远，他们已经面目不清。

“你回去吧，看看能帮什么。他们家垮了。”父亲说。

我和姨父的儿子约好，在县城的交通事故处理中心见。他早就到了。他不敢进中心的大门，一直坐在门外路边的水泥台阶上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他才发现。他缓缓站起身来，用衣袖抹抹脸上的眼泪。他一直坐在这里哭。

我陪着他，在家乡的县城奔波着。两天时间里，他几乎没有说话。他不是以往的那种带着淳朴笑意的沉默，而是变得麻木甚至呆傻，外界的声音，仿佛要走一段长长的路，才能被他听到。他听到了，对这声音所要传达的意义，也是茫然不解。他一声不响地跟在笨拙的我的后面。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县城里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，要去熟悉它，找到一点可以紧紧握住的东西。死亡已经发生了，可是我们还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感到绝望、恐惧和愤怒。

我和姨父的儿子是在殡仪馆门口分别的。姨父被冰冻在这里。我回南京，他回老家。他回去选好一个日子，来运回父亲的遗体。

“哥，我回去了。”他朝我点点头。他还不到四十岁，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人了。他长得既像姨父，又像我姨妈。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就是姨父和姨妈年老时的样子。姨父和姨妈还没有这样老，就已经不在了。

“混账！”父亲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突然暴怒起来。我和母亲在厨房，听到他的喊叫，立即跑出来。父亲又不说话了。一个多月前，我的堂叔“跟斤儿”车祸死了。现在，我的姨父又被撞死了。他觉得，一定有哪里错了，可是他又抓不住。凶手的脸毫无表情，又无边无际，像灰蒙蒙的空气。无法言说的痛苦，让他愤怒。

明天是姨父的葬礼，父亲说他不回去了。他不能接受姨父的死，他不肯面对。他不回去，母亲自然也不回去。

“同英不在了，他就没过一天好日子。同英看他苦，喊他回去了。”母亲说。

半夜里，我被一个噩梦惊醒。我打开灯，到书房里坐着。我梦到姨父躺在一张小床上，旁边靠墙坐了一排人。都是来参加葬礼的亲戚邻居。房屋里灯光昏暗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看着姨父。姨父坐起身来，问他们：“我要死了吗?”有人走过去，按按他的肩头，让他躺下去。他躺下去，过一会儿又坐起来问：“我要死了吗?”还是没有人回答他。明明知道他要死了，可是不能说。有人走到床边上，轻声安慰他，让他躺下。他知道这是送行的仪式，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死了。他一直在问，他坚持着不肯躺下来死去。我看得心里难过，就从这间房子里走出去，走到外面。外面是无边无际的裸露着的土地，土地上一派荒凉。既没有庄稼，也没有野草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荒着。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在了地平线下面，阳光散着惨白而寒冷的光。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立着一把耕犁。没有牛，也没有人。曾经有人打算耕种，又消失不见了。或者打算耕种的人，去了小屋里面，正在守候着无可逃避的死亡。一个亲戚走出来说：“兆碗死了。”声音不大，可是清晰无比。兆碗是我姨父。我从梦里醒过来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我坐在书桌前，桌上堆满了打开又合上的书。小村安安静静，漆黑一团。没有行人，没有犬吠，只有偶尔的蛙鸣。人们都在睡觉，睡觉的人们都会有梦。我们要么活在自己的小梦里，要么活在庄子的大梦之中。我不知道，死去的人会不会是在做另一个梦?再虚枉的梦，也比空无一物好。或者在另一个我们想像不出来的梦里，姨父真的会和我的姨妈相见呢。如果他们相见了，他们一定会耕种一块土地。我记得，我小时候每次去他们家，都要到田地里才能找到他们。他们从来都不在家，他们总在地里。现在，他们的田地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可是秋天再也不会有人来收割，春天，也不会再有人来耕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