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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赋渔 | 一只斑鸠的角色

 

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斑鸠的鸣叫了。一整个冬天加上一整个春天,斑鸠一直在叫,“咕咕咕”,“咕咕咕”。叫声有时候柔软绵长,有时候又急切焦躁。循着声音找过去,常常是孤单的一只,鼓着颈上的羽毛,站在树枝上,一叫就是半天,从来不知道疲倦。有时候也看到两只。一只对着另一只满怀着深情鸣唱着。一只飞走了,另一只还在那里叫。好像它知道它一定能听到,好像它知道它一定会明白。

 

整整两个季节,斑鸠一直停留在我的窗外。它们的声音并不动听,鸣唱的词曲也是简陋单调,然而这里面却含着火一样的热情。它们执着的鸣唱只是在重复着几个字:“咕,咕咕。”这是它们的歌,也像是它们的誓言。这种锲而不舍的重复的鸣叫,竟然不让人反感。天黑下来,斑鸠回到自己的巢中去休息了,我的耳朵里依然是它声音的回响。我听得出来,这种“咕咕咕”的鸣叫,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,这里面饱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。只要仔细听,就能听到一只鸟儿的心思。

 

夏日来临,这些每天环绕着我的,或远或近的鸣唱渐渐消失了。只有在偶尔的时候,才听到远处有几声。几声鸣叫之后,又立即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梅雨里,或者风中。我每天还望着窗外,只是原先跳跃在枝头上的斑鸠不再出现。听不到它们的鸣叫,让我感到沮丧。我隐隐约约感觉到,一定发生了什么。

 

七年前,因为写一个歌剧,我到贵州的大山里面,去一个侗族的寨子里采访,然后听到了一个关于斑鸠的故事。

 

如果一个女孩爱上一个男孩,她羞于表达,也难以相见。她会养一只斑鸠,一只白色的斑鸠。当黑夜来临,她把这只白斑鸠藏到自己的衣柜里,然后上床睡觉。她睡着了。斑鸠飞出来,在门外等她。她从梦里走出来,骑在斑鸠的背上,斑鸠展开白色的翅膀,带她去见心上人。她和他在梦中相会。她在梦中可以尽情地倾吐她的思念。第二天醒来,男孩记得有一只白色的斑鸠飞进他的梦中。他就知道了,有一个女孩在爱他。他会寻找。他总会找到。

 

在我居住的小村里,只有山斑鸠、珠颈斑鸠,从来没有见到一只白色的斑鸠。然而因为这个传说,我对所有的斑鸠都心生好感。可是当夏日来临,斑鸠渐渐少了,它们成群地飞走,不知道飞去了哪里。就像要逃离我。

 

没有了斑鸠的小村多少有些寂寞。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,我很少离开我居住的小村,这个小村已经成了我的世界。对此我深感满足。我当然知道几公里之外有着热闹的小镇,几十公里之外有着繁华的都市,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了。我与城市和人群已经产生了隔阂。

 

疫情无可挽回地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距离。起先是因为或长或短的隔离,而后就是一种莫名的焦躁,惭惭使人疏于往来。在一段艰难的寂寞之后,就习惯了,甚至变得欢喜。我喜欢这样的疏离感。这种无所事事的安静,把我从一种狂乱的忙碌奔波和粗鄙的快活中拉了出来。我可以坐在阳台上,一整天什么也不做。看雨从头顶落下来,又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。看小河的水浑了又清,清了又浑。看远处窗口的灯光,亮了又渐次熄灭。我开始记得每一个节气。芒种之后是夏至,夏至之后是小暑。我以节气为我生活的节奏。每隔十五天,我会关心什么花又要开放,什么菜正当时令,什么样的星星到了什么位置。我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,而后在这沉默的宁静中得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自由。

 

我僻居乡下,有个大好处,就是不用再参加堂皇的饭局。每一个饭局都有一套特别的仪式,每一套仪式都是某种秩序的体现。只要身处现场,你就要进入这个秩序。虽然彼此之间还在你推我让,其实你完全了然你的座次。用不着主人示意,世俗人情,早就安排好了。入座之后,你就进入了你的角色,你就要扮演好你的角色。有人如鱼得水,姿态柔软地穿梭其间。有人恰到好处地展示着自己的威严。有人矜持傲慢,有人放浪形骸。有人酩酊大醉,有人局促不安。也有人惶惑生涩,如坐针毡。没有一个人会是无缘无故出现的。所以饭局上的每一个人,都不可缺少,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好演员。你的角色不是主人安排的,而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安排,甚至主人也是被它所安排。所有人都只有服从。不同饭局上的座次,就像一串复杂的坐标,准确地标示着你在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。一场饭局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洗礼,同时也是一种最温和的规训。

 

座次的排列在生活中随处可见,有时甚至会显得极为荒诞。譬如排列整齐的大合影,隆重严肃的会议,场面盛大的祭祀,都是在表明某种社会格局。在这个格局中的每个人都是不自然的,都是虚假的,都是社会化的表演者。只是有人入戏,有人不入戏,有人入戏太深。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,发明了一整套仪式。所有的仪式,都是驯化的工具。演员们在这些仪式之中上窜下跳,努力往上提升自己的位置。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,人会感到焦躁、快乐和痛苦,同时失去宁静。于是仪式变成了日常生活,甚至就是整个人生。饭局、祭祀、会议,所有的仪式都在营造一种权力的局势,局势一旦形成,就需要一种“牺牲”。有时候是猪牛羊,有时候是人格,有时候是斑鸠。

 

在我的老家,斑鸠叫野鸽子。它的味道不见得比家鸽或者家鸡更好,可是不知道从什么起,它竟成了招待贵宾的上等菜肴。乡下人的心里有着一种顽固的等级观念。这种观念在饭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不只是排座次有着繁复的讲究,在食谱上也体现着等级。乡里来人,都是寻常的酒肉,菜品比村里请客要多,份量也要更大。县里来人,就要加一个“全烤猪头”。完完整整一只煮熟的猪头,生动地装在一个大盆子里。猪头首先推到坐在主位的嘉宾面前,请他用刀割第一块。要是省里来人,就要再加一份“烤野鸽”,形同烤乳鸽的一只斑鸠。根据省里来人的多少,有时也会是两只或者三只,都放在一只大盘子里。野鸽子烤得皮脆肉嫩,切成小块,又完好地组装在一起。主位的嘉宾先动筷子,夹一块,然后依次传下去。并不是人人都有。座次排在最后面的人,如果看到盘子空了,要假装看不到,就像从来没有过这道菜,脸上一样的欢欢喜喜。我是完全能领会其中意味的。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野鸽子,只是为了在这个堂皇的场面上,明确分一个主次。有些是你可以得到的,有些是你不能得到的。这个传统由来已久。大司寇孔丘没有得到鲁国国君春祭时赐与的膰肉,就知道自己被罢免了,只好踏上十四年的流亡之路。一块祭肉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史,一只斑鸠又串起了这个文化史。

 

大群的斑鸠从我的小村里飞走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它作为等级象征的恶习已经传染到这里。斑鸠既然是野鸽子,它当然不会屈服,它必然会飞走,飞到一个没有伤害的地方去。可是人们选择它,恰恰是因为它是野的。这个野字,让人有征服的快感。所以在每次上这道菜的时候,主人一定会向主宾强调,这是野的。人类撕咬啃食野味,其实并不只是贪图它不一样的味道,更在于对野性的敌视,或者无望的向往。

 

斑鸠从我的屋顶上飞过,它看到一个人在阳台上朝着天空张望。斑鸠飞过它曾经筑巢的小村,它看到小河在流淌,藤蔓在攀援,小贩在村口叫卖。斑鸠飞过了南京城,它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,小巷里人头攒动,几百万人聚在一起奔波忙碌。斑鸠急速地飞过去,很快变成了一个小黑点,消失在地平线上。对于它来说,一些人聚在一起,就是想用一只餐盘把它端上台面,然后折断它的翅膀,让它不能从一个梦飞到另一个梦。它不愿意。对于一只野鸽子而言,能飞的世界才是一个好世界。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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