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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赋渔 | 封城巴黎:病毒正在改变世界

巴黎解禁了。法国总统把自己推特上的留言从“请留在家中”,改为“请保持谨慎”。在无数人奔上街头欢呼自由的今天,法国又有70人被病毒夺走了生命。每天不断更新的死亡数字,已经显示为26380。新冠病毒席卷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,超过400万人被感染。病毒正在改变世界。

 

巴黎封城55天之后,我再一次往协和广场走去。一路上的车辆和行人,几乎与封城前一样多。一半的行人戴着口罩,大多数是白色的。也有一些人戴着黑的、蓝的、红的,甚至绣花的口罩。无论怎样艰难的情况下,人们总希望有选择美的自由。也有几位老人戴着政府发放的巨型口罩,几乎把整个头脸都包住了。据说洗过之后,就能缩成普通大小。他们太心急,直接戴在了脸上。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多起来,每个人都戴着口罩,所有人的表情都很严肃。地铁站有人背着一个古怪的容器,给人分发洗手液。地铁上的乘客,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戴着口罩,可是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隔开。人们无声地挤在一起,内心充满着恐惧。

 

眼镜店、花店、理发店、时装店,相继开放。不过沿街营业的店铺依然是少数。有些店门口写着:未戴口罩,请勿入内。有些药店的橱窗上贴着告示:本店设有新冠专柜。不过大多数店铺里都空空荡荡,很少有顾客。只有面包房门口依然有人在排队,人人自觉拉开一米的距离。或许是面包的香甜让人愉悦,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。一些大门紧闭的店门口,或坐或躺着曾经神秘消失,又悄然回来的无家可归者。没有人戴口罩,他们仍然是那样疲倦、沉默和悲伤。

 

行人们神色紧张,看到有人走来,都会尽力避让。透过车窗看过去,许多司机也戴上了口罩。对于解禁后是否出门,成了法国人异常纠结的问题。有人说,我害怕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,看到人我就想调头跑走。有人说,只有戴两层口罩我才敢出门。有人说,解禁我也要留在家中,我不在乎工作。也有人准备控告政府:强迫公民戴口罩是侵犯人权。更多的人像欢呼新年一样欢呼着这个日子。在我的楼上和隔壁,通宵听到歌唱与碰杯的声音。

 

路边花圃里的花儿都谢了,春天的确已经过去。街道两旁树木的叶子绿得更苍翠,透出浓浓的生命力,让人心里多了一些振奋。梧桐树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飘絮,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没有一个抱怨。大家都愿意相信,随着夏天的到来,病毒就会消失。曾经的鼠疫、霍乱、西班牙大流感,不都是这样吗?人类何曾战胜过它们?只是它们来了又走了。它们总会走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在它们走之前,努力地活着。病毒还在外面游荡着,巴黎解禁了,却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。

 

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依然关闭着。谁也不敢开放,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每个国家都在担心着自己的安全,同时提防着邻居。英国、俄罗斯、巴西、美国,情况仍然在严重恶化。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在继续推迟航线的开通。每个国家,每个人,都还被孤零零地隔绝在外。在全球令人心悸的警报声中,法国的有限开禁,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。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在这共同的恐惧之下,所有的国家都在思考着改变。

 

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赫拉利说:“人民和政府今后几周内做出的决定,或许会在今后很多年内改变世界……风暴必将结束,人类必将继续存在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活着——但是,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。”

 

世界将会怎样?撕裂、孤立、对抗、冷战?还是和解、交融与合作?没有人知道。我站在协和广场的方尖碑下,没有行人,也没有游客,只有我一个人。两百多年前,路易十六在这里被推上断头台。随后几年中,7万多人在这里被处死。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改变了法国,也改变了世界。我们不知道,病毒是不是又一场大革命。而这场革命,会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呢,还是会带来伟大的繁荣?

 

巴黎封城一个多月后,我和翻译家郑鹿年老师商量,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,我们应该听听法国人在想什么。郑老师向几十位法国朋友发出了询问信。昨天晚上,巴黎解禁的前夜,我们把最后一封回信整理结束。每一封回信都让我们感动。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最深的爱,他们的焦虑中满怀着真诚。这是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信,也是写给未来的信。

 

白乐桑 (Joël Bellassen)

首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

 

“人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于一件事,就是不会待在房间里休息。”当新冠病毒来袭,人们在恐慌中“禁足”,才体会到帕斯卡尔这句名言的深奥哲理。

 

我们即将“解禁”,小心翼翼地像走出庇护所一样走出家门,去回归社会,重新拥抱生活。此刻,我感觉我们中的一些人变得比从前丰富了、强大了。从某种意义来说,“禁足”提供了一个哲学思考的机会,它使我们有机会摆脱日常生活的喧嚣和急迫,从而与自我保持一定的距离,思索一些关于存在的根本问题。蒙田或许会从中寻得热爱生活的新的方式,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会更坚定地享受自由和品味人生。至于加缪,他会剖析治国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的各种反应,帮助我们参透这场灾祸的深层含义。

 

在“解禁”之际,我最深刻的体会是:我们每个人每年应该自行“禁足”若干天,以回归万物的理性本原。

 

奥利弗·富尔 (Olivier Faure)

巴黎大学教授、国际谈判问题专家

 

在疫情突如其来,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,马克龙政府匆促应对,这场考试如果打分的话,只能勉强及格,不过说实话,即使换一个团队,答卷也未必更好。 

 

唉,可爱的法国人,我的同胞们!要限制他们的自由是多么困难,给他们的权利一份不让,多多益善。要他们尽义务、负责任那就对不起了。中国传统里固有的“顾大局、识大体”的观念对他们是陌生的。当然,我说的“他们”也包括我自己。

 

有一种说法:疫情过后,社会会“大变”,人也会“大变”。我不相信会有什么“新社会”和“新人”,变化肯定会有,但不会是根本性的。谢天谢地!

 

迪米特里·弗洛罗斯 (Dimitri Floros)

原法国核能公司法马通(Framatome)高管、中国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法方负责人

 

一场大的危机需要反思,但是反思需要时间和空间。所以我目前的想法只是“灵光一闪”。

 

掌控危机需要威望崇高的“强人”,法国已经没有戴高乐了。当今的民选政府其实并不代表大多数选民。以市级选举为例,当选的市长一般得票率只有60—70%,算上没有投票的,那就只有30%。这样的政府有多少号召力呢?在这种情况下,马克龙/菲利普政府的表现也算可以了,反正换了别人也不会比他们强。法国对“违规”满不在乎,政府也强硬不起来。

 

反观我的祖国希腊,平时人们把规矩当儿戏,开车逆行,偷税漏税,什么都敢干。可是疫情一来,性命攸关,政府变得极其强硬,不仅发布严厉的“禁足令”,而且招募新警察,购置新警车,日夜巡逻,街头巷尾都不放过。结果怎么样?一千万居民,死亡人数只有180人。

 

前途如何?记得一位美国作家讲过:人类只有通过战争和大灾难才会进步。这次灾难够大吗?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判断,要不了两三年,资本的冲动还是会占上风,政坛仍然是权利的角逐场,法国人还是个人自由第一,希腊人依然蔑视法规。那么,我们还将等待下一场灾难?

 

雅克·彭贡潘 (Jacques Boncompain)

版权史专家、历史学家、法兰西学院奖得主

 

“禁足令”打乱了我钟表般准确的生活规律:去教堂参加各种宗教活动,和文友们聚会交流写作经验。每年春末夏初,我都会独自去法国中部的一个修道院“隐居自省”(retraite),然后去地中海滨的梅兹小镇避暑。疫情把我关在家里。

 

不料,几十年来被社交活动挤压的家庭生活获得了充分的空间。据说“禁足”期间夫妻吵架、家庭暴力大幅度增加,我的家里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。我从一个终日奔波、不见踪影的“隐形男”变成了须臾不离的“宅男”。我甚至展现了许多从未发现的“特长”:修理洗衣机、电视机。我和妻子居然静静地一起坐在电视前,共同欣赏一些有趣的节目,并交流看法,这可是一种“全新的气象”。可以说,“禁足”使我们重新相爱了。

 

“禁足”期间,我有时间读了一些多年来搁置案头的好书: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赌徒》、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等。当然,我还是热切地盼望“解禁”,和子女重新欢聚,和教友重回教堂做弥撒。圣经教导我们:爱自己的同类。我们将遵守人与人之间的“社交距离”,但是万万不能把别人看作是“潜在的病毒”。

 

“拜新冠病毒之赐,”我的妻子打趣道,“我度过了两个月的幸福生活,找回了我‘正常的’丈夫。真可惜,我们结婚52年来没有‘禁足令’!”

 

这大概可以算是当代的“恶之花”吧。

 

丹尼尔·阿贝尔 (Daniel Haber)

“太平洋咨询事务所”总经理、大学教授

 

危机如镜。这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将法国人自相矛盾的“德性”暴露无遗。经过“启蒙”运动的法兰西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,同时也养成了他们从不知足,不停抱怨的习性,导致政府无所适从。一方面反对“限制自由”,一方面指责“太过放纵”。人人要求政府采取“果断措施”,然而在“禁足”令面前,许多人并不严格执行,想方设法钻空子。他们高唱“一律平等”,却又强调地区“特殊性”。

 

法国人拥护民主,但又梦想有强有力的“全能领袖”,一旦出现,他们就会以民主的名义将他推翻,这大概就是民主的悖论吧。

 

克罗德·赛里埃 (Claude Cellier)

联合国顾问、大学教授

 

新冠病毒突如其来,一下子把越来越“原子化”、个人利益至上的民众推向了休戚与共的群体。越来越不关心政治,越来越同“国家”疏远的法国人突然感到依赖政府的必要。

 

确实,在岁月静好的时候,国家真的“没有用”,无非就是一个救济、纾困的机构,一个领取补贴、奖金的窗口,人们动辄批评执政者“武断”、“不公”、“无能”、“吝啬”。他们生活在“地中海俱乐部”一样的公民社会里,远离人世间的苦难,再怎么着“保姆”也不会把他们抛弃。

 

突然间,新冠病毒袭来。社会的作用削弱,国家的作用凸显,政府的权威加强。我们顿然醒悟:社会不仅仅是“独立、自由”的个体组成的,而且是命运相关、有共同利益的人们的集合体。人的生命成为首要问题,二战以来一直是重中之重的经济退居二线,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也需要做出让步。

 

然而,这一以生命超越自由,集体重于个体为特征的“国家的回归”能够持久吗?这仅仅是一时的让步还是群体的觉醒?它将会带来何种后果?国际协作的发展还是民粹情绪的宣泄?凝聚力的加强还是分裂主义的猖獗?大治还是大乱?改革还是革命?法国向何处去?民主制度向何处去?世界向何处去?小小的新冠病毒正在拷问人类。

 

欧伟立(Christian Avenard)

坎佩尔地区工商会前总经理

 

我曾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,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东西方和解,世界趋同的时代。1990年我在布列塔尼的坎佩尔创办了“欧亚管理学院”,就是这一理想的体现。我和郑鹿年先生曾在一起,为此做出了努力和贡献。

 

可是,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,特别是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横扫全球,无数志士仁人不懈努力构建的国际合作格局遭到毁灭性的冲击。我深为忧虑,同时感到茫然。

 

居伊·圣日耳曼 (Guy Saint Germain)

跨国航运企业家

 

2020年3月15日,在新冠疫情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刻,法国政府依然决定进行市政府第一轮选举,这是一个极其草率、极其不负责任的措施,助长了疫情的扩散。这个事实说明:民主政治正在演变成政客政治,民选政府变成选民的尾巴。

 

从总统到总理,面对这场严峻的“战争”,经常出尔反尔。以口罩为例,一会儿说“不必要”,一会儿又说“强烈建议”。说来说去,两个月过去了,人们的口罩还没有着落。难道民主真的是低效的同义词吗?病毒会逼着人们来回答这些问题。

 

亨利·布吕纳蒂耶(Henri Brunetière)

历史档案学家

 

十九世纪末,医学的突破性进步使人类大大增强了生存的信心。可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新冠病毒一下子摧毁了我们的信心,把人类打回恐惧自然的中世纪,人们纷纷禁足闭户。

 

与此同时,另一场瘟疫,已经悄然席卷全球,它就是以社交媒体为标志的“信息瘟疫”(Infodemic)。

 

2004年“脸书”的问世,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网络2.0版,即社交媒体时代,无距离、无时差的即时沟通时代。其对于人类的贡献,足可比拟历史上的印刷术、无线电和电视技术。可是它是一把双刃剑,当它迅速蔓延到全世界、全人类,带来的危害也是空前的。它的传播能力,比新冠强千百倍,其危害也更烈。所不同的是,信息瘟疫是“软刀子杀人”,中毒者往往自得其乐。

 

手指一动,信息就飞向千家万户,天涯海角,无远弗届。人们既是消费者,又是生产者,在每时每刻的狂欢中,处于亢奋状态,不知不觉失去了思考和分辨能力。

 

社交媒体凭借着“回音箱效应”和“蝴蝶效应”,导致Fake news充塞网络,各种“阴谋论”不胫而走。在真正危机来临的时候,它蛊惑人心,传播恐慌,撕裂族群,导致冲突。托克维尔所预言的“平等狂”正在网络上肆虐。各种怒气、怨恨无限制地发泄。“禁足”期间,某些社会名流在巴黎的豪宅或乡间别墅里高谈阔论,传到网上,引起大量吐槽,使得“黄马甲”运动凸显的法国社会“上层”和“下层”的对立冲突更为加剧。在地缘政治范畴,社交媒体被用作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,互相“甩锅”,新“冷战”的阴影正向我们逼近。一部小小手机,把各色各样的魔鬼召唤出来,搞得“周天寒彻”,它很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。

 

诚然,对抗“伪新闻”的有力武器是信息透明。新近推出的“欧盟对抗伪新闻网”(EUvsDisinfo),用户只要把一条新闻输入,网站就会显示其真伪。但是对于主要依赖社交媒体获得、交流信息的青年人,一切努力都是苍白的。

 

 

(由于篇幅所限,本文选择了部分信件进行摘录引用。以上信件内容,均由郑鹿年先生翻译。)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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