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rna给我打电话，说不能来巴黎了。半年前他就和我约好，今年三月来看我。他是卢森堡人，正在用德语翻译我刚写的一本小说，先后写了好几封信，约我见面商谈细节，同时见见他的妻子。谁知道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突然关了边境，卢森堡一下子失去了往外的通道。他跟我强调了五次的约会，只能取消。

Berna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柏毅。有人说卢森堡人都是语言天才，柏毅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。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、奧地利维也纳大学、德国美因茨大学学习了十年，除了母语卢森堡语之外，精通德语、英语、法语，另外还会讲一点日语和西班牙语。为了写博士论文《从政治角度分析 1935年至1945年间欧洲犹太人逃亡中国的难民浪潮》，又特意到中国台湾学了一年汉语，到以色列学了一年希伯来语，竟然都达到了熟练流畅的程度。

博士毕业后，柏毅去了柏林，蹬三轮车载客人四处游览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笑着跟我说：“下次你来柏林，我可以给你当导游，所有的大街小巷我都熟悉。可惜我那辆豪华三轮车卖掉了。”

柏毅很喜欢他这份工作。父亲不理解，问他，你读了这么多年书，蹬三轮车不浪费吗? 柏毅说：“我懂8种语言，蹬三轮车每天都会遇到说不同语言的人，这才是最适合我的工作。”父亲想想也对。偶尔老人会从卢森堡来看他，坐他的三轮车在柏林城里逛一逛。这份工作柏毅一干就是四年。忽然遇到了她。

她是从委内瑞拉来柏林采访的记者，回国前空出两天时间游览，雇了柏毅的三轮车。茫茫人海中，只要是那个人，彼此一眼就能认出。她在柏林多停留了三天，等柏毅。柏毅退了房子，把三轮车和家具卖给了一位律师朋友。这位朋友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骗子的勾当，早就羡慕柏毅那辆装饰典雅的三轮车。律师接手做了三轮车夫，柏毅随女友去了委内瑞拉。

他们在加勒比海边上的一个小镇结了婚，这是新婚爱人的老家。往南越过一座高山就到首都卡拉卡斯。柏毅原本打算和爱人在卡拉卡斯安顿下来，没想到委内瑞拉的形势越来越恶化。超市里空空如也，药店里没有药物，菜场也空空荡荡。两个人想方设法生活，可是每天只能吃两顿，有时只能吃一顿。哪里也找不到吃的。回到老家的镇上，情形更可怕，许多人开始到山林里采摘野果，甚至要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。柏毅很喜欢这里，他跟我说：“你应该去看看，那里的加勒比海真漂亮，就像我的爱人一样。”

像加勒比海一样漂亮的爱人跟随柏毅来到了卢森堡。柏毅在Michel Rodange中学里做老师，爱人在一家眼科诊所做助理。两人贷款在卢森堡城买了一套房子，房子正在进行最后的工程，再过两个月就能交付。爱人怀孕了，预产期在九月。他们已经算好，孩子出生前，就能搬进新居。突然，新冠病毒来到欧洲。

柏毅给我打电话前，一家五个人刚刚吃完午饭。他们住在卢森堡南部的一个村庄里，这是柏毅父母的家。父母用卢森堡语在议论大公国越来越严峻的形势。我们才60万人的国家，马上就到1000例了，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。岳母用西班牙语念叨着还留在卡拉卡斯的小女儿。病毒已经传到了委内瑞拉，前卫生部长荷西·弗里克斯·奥勒塔表示医院完全没有能力应付疫情。柏毅的爱人担心母亲是高危人群，费尽周折刚刚把她接到卢森堡。老母亲一直忧心忡忡：“医院里又乱又脏，医生没有消毒水，只能用水洗手。大部分医院的自来水都停了，只能用桶装水。你妹妹怎么办呢?”腆着大肚子的爱人没有接母亲的话。家庭医生已经拒绝她去做定期产检，所有医院都不向普通病人开放。她满面愁容地用英语和柏毅商量着：“亲爱的，说什么明天都要找到检查的地方，已经超期两天了。”

“现在卢森堡城一个人也没有，空得让人发慌。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可怕的景象。”柏毅说。我听到风呼呼地刮着。

“你不在家?”

“我开车来城里转一转，透透气。”

“天气怎么样?”

“阳光很好。工人们停工了，房子交付恐怕遥遥无期。我到新房子底下看一眼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