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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赋渔 | 封城巴黎:加勒比海的爱人

图 | 柏毅的家乡卢森堡

 

Berna给我打电话,说不能来巴黎了。半年前他就和我约好,今年三月来看我。他是卢森堡人,正在用德语翻译我刚写的一本小说,先后写了好几封信,约我见面商谈细节,同时见见他的妻子。谁知道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突然关了边境,卢森堡一下子失去了往外的通道。他跟我强调了五次的约会,只能取消。

 

Berna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柏毅。有人说卢森堡人都是语言天才,柏毅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。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、奧地利维也纳大学、德国美因茨大学学习了十年,除了母语卢森堡语之外,精通德语、英语、法语,另外还会讲一点日语和西班牙语。为了写博士论文《从政治角度分析 1935年至1945年间欧洲犹太人逃亡中国的难民浪潮》,又特意到中国台湾学了一年汉语,到以色列学了一年希伯来语,竟然都达到了熟练流畅的程度。

 

博士毕业后,柏毅去了柏林,蹬三轮车载客人四处游览。第一次见面时,他笑着跟我说:“下次你来柏林,我可以给你当导游,所有的大街小巷我都熟悉。可惜我那辆豪华三轮车卖掉了。”

 

柏毅很喜欢他这份工作。父亲不理解,问他,你读了这么多年书,蹬三轮车不浪费吗? 柏毅说:“我懂8种语言,蹬三轮车每天都会遇到说不同语言的人,这才是最适合我的工作。”父亲想想也对。偶尔老人会从卢森堡来看他,坐他的三轮车在柏林城里逛一逛。这份工作柏毅一干就是四年。忽然遇到了她。

 

她是从委内瑞拉来柏林采访的记者,回国前空出两天时间游览,雇了柏毅的三轮车。茫茫人海中,只要是那个人,彼此一眼就能认出。她在柏林多停留了三天,等柏毅。柏毅退了房子,把三轮车和家具卖给了一位律师朋友。这位朋友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骗子的勾当,早就羡慕柏毅那辆装饰典雅的三轮车。律师接手做了三轮车夫,柏毅随女友去了委内瑞拉。

 

他们在加勒比海边上的一个小镇结了婚,这是新婚爱人的老家。往南越过一座高山就到首都卡拉卡斯。柏毅原本打算和爱人在卡拉卡斯安顿下来,没想到委内瑞拉的形势越来越恶化。超市里空空如也,药店里没有药物,菜场也空空荡荡。两个人想方设法生活,可是每天只能吃两顿,有时只能吃一顿。哪里也找不到吃的。回到老家的镇上,情形更可怕,许多人开始到山林里采摘野果,甚至要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。柏毅很喜欢这里,他跟我说:“你应该去看看,那里的加勒比海真漂亮,就像我的爱人一样。”

 

像加勒比海一样漂亮的爱人跟随柏毅来到了卢森堡。柏毅在Michel Rodange中学里做老师,爱人在一家眼科诊所做助理。两人贷款在卢森堡城买了一套房子,房子正在进行最后的工程,再过两个月就能交付。爱人怀孕了,预产期在九月。他们已经算好,孩子出生前,就能搬进新居。突然,新冠病毒来到欧洲。

 

柏毅给我打电话前,一家五个人刚刚吃完午饭。他们住在卢森堡南部的一个村庄里,这是柏毅父母的家。父母用卢森堡语在议论大公国越来越严峻的形势。我们才60万人的国家,马上就到1000例了,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。岳母用西班牙语念叨着还留在卡拉卡斯的小女儿。病毒已经传到了委内瑞拉,前卫生部长荷西·弗里克斯·奥勒塔表示医院完全没有能力应付疫情。柏毅的爱人担心母亲是高危人群,费尽周折刚刚把她接到卢森堡。老母亲一直忧心忡忡:“医院里又乱又脏,医生没有消毒水,只能用水洗手。大部分医院的自来水都停了,只能用桶装水。你妹妹怎么办呢?”腆着大肚子的爱人没有接母亲的话。家庭医生已经拒绝她去做定期产检,所有医院都不向普通病人开放。她满面愁容地用英语和柏毅商量着:“亲爱的,说什么明天都要找到检查的地方,已经超期两天了。”

 

“现在卢森堡城一个人也没有,空得让人发慌。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可怕的景象。”柏毅说。我听到风呼呼地刮着。

“你不在家?”

“我开车来城里转一转,透透气。”

“天气怎么样?”

“阳光很好。工人们停工了,房子交付恐怕遥遥无期。我到新房子底下看一眼。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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